中德在数字互信方面是否存在其他的危机？

吕本富：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网络经济专家德国人比较理性、务实，而且长期耕耘一个市场。但是最近几年有点变化，特别是默克尔政府下台以后新一届政府，新一届总理带了很多企业家比马克龙还早到中国来访问。照道理来说德国的经济界对德国政府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但是俄乌战争以后有些重大变化，二号油井对于德国的价值非常大，不用俄罗斯的油气德国付出的成本是非常大的，也是下了决心。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也是德国人，事实上中欧的投资协定已经初步生效，如果协定生效后对我们非常利好，但是美国的情况变化导致中欧的贸易投资协定没有生效，冯德莱恩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人物，上来以后对我们还是非常不利的，德国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倾向在加强。 德国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意识形态化的走向是值得我们观察的。德国女外长是绿党出身，到中国访问时穿的牛仔裤，说明很新潮，正是这个党主导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德国是一个分权制非常强的国家，并不是总理主导一切，外长本人有一半的权力来制定德国对外政策的领导力，分权制的国家外长是一个党的代表。但是没有人和钱有愁，终究还是要回到经济，只不过这个弯绕的有多大值我们观察。任何国家的关系回到最后都是经济，经济是最长期、最稳定的，德国的企业在中国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因为它也是实体经济的国家。另外德国也强调转型升级、减排，新能源在德国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德国的风力发电和太阳能是欧洲最高的，中国的光伏和太阳能是世界第一，怎么把德国从工业化转型升级到智能化这个事说清楚也是重要的。

德国执政的意识形态化如何影响数字互信？

陈钟：北京大学教授、博导、ISACA主席如果从数字信任切入，实际上是有严格定义的，国际上我们的定义都是一致的，可以往下展开，但是数字信任，你不能对抗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和外交，但它可以落地，从这儿往下的时候对于双方企业往前推进对它是有帮助的。可以促进在现在的前提条件之下能去积极干哪些事，这些事可以怎么去做，当然反过来讲如果这个里面一旦涉及到了很具体的事，比如重要数据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看关切的是什么。 我参加美国几次会议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每次都是热点问题，合规性的问题，美国企业的讨论都非常认真，不是针对我们，它是共性的理论，你参与到里面，能让你找到一个共鸣的地方，可以再那里选几个问题讨论。数字信任它可以往下深化，落地能做哪些事情？如果形成路线图和时间表就更具有实操性了。

从实际的问题出发，由点到面的谈一下中德"数字互信"。

吴沈括：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德国社会很有意思，和美国不一样，德国的政治家和德国的企业家之间的立场差异是天然的，美国给我的感觉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政府，政府的架构就是服务资本，资本到哪里政府的职能延伸到哪里。你和政府可以谈，这个说服工作不要我们做。因为德国的历史决定了很多大企业有非常强的政治背景，内部的说服它可以做到的，而且大家族的地方实力派愿意做这样的工作，这个跟美国有点不一样。总之跟德国的工作路径还是可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