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互联网之父：互联网技术的核心是兼容和共享

路易斯·普赞：我一开始是在做开发ARPAnet（阿帕网，全球互联网的始祖）的工作，最初互联网还不叫Internet。我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读过书，为了学习英语和编程。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我可以学习新的先进技术。同时，我也在这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当时的计算机网络实际上是用UNIX（一种操作系统）建造的，因为我懂UNIX，所以更容易在上面进行编程。1971年，我回到法国，开始参与一个由法国气象局支持的项目。他们想开发一套预报天气的完整系统。我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该系统的开发，后来这套系统被法国气象局用了15年。 接下来我从事的项目，英语叫CYCLADES，那是我们第一次使用datagram（数据报），当时"datagram"这个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所以，一开始我们把CYCLADES叫作独立的程序，因为它是独立的数据。虽然一开始很多人认为这个项目成功不了，但它确实非常成功。包括其他一些研究人员也提出过相关的想法，比如英国的唐纳德·戴维斯（编者注：Donald Davies，英国计算机科学家，曾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工作。 他最有影响的工作是在计算机网络领域开发分组交换。 ）和美国的研究人员等，但它从来没有被实施于应用。 我的团队里有三四个程序员，大家一起用了两年时间一起开发CYCLADES，这一切是完全是基于数据报的。如你所知，数据报是数据片段，它只有一个目的地址，可以是任一源地址。当然，如果你有额外的数据，也可以用作检查。总之，CYCLADES非常安全，也相当容易拿来编写新系统。 那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人正在基于虚电路来改变自己的系统，这成为了TCP/IP（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 他们做的事实际上与我们在法国做的非常相似，但他们没有使用数据报。所以他们的系统对黑客攻击的抵抗力要小得多。 后来，我们开发了一个可以连接到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网络的系统，它也是独立于ICANN的。并且，该系统拥有Open-Root，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独立于ICANN的Open-Root来连接到该系统。　有一个独立于ICANN网络的系统是很方便的，这个系统不会受当时ICANN系统安全性问题太大的影响。 我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John Day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后来去了美国波士顿的一所大学。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开发一名叫RINA（Recursive InterNetwork Architecture，递归互联网络体系结构）的全新系统。 这个系统非常有趣，它不仅是为了安全而生，更是为了让用户能使用多种并不兼容的系统。当然，这并不包含所有系统。但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个联结媒介，这是一个很好的开放节点。我们可以使用转换器来完成联结。 　再说说Open-Root。我们可以用它联通IP【注：网络之间互连的协议，Internet Protocol（网际互连协议）的缩写】，也可以用它联通TCP/IP。它们在TCP/IP里开发的应用和工作，是可以与RINA沟通的，这才是真正的Open-Root。在TCP/IP内开发的每一个应用程序都可用于RINA，这一点至关重要。 　虽然，几年前RINA已经具备了这种要求。但我们必须说，这还是一个在发展过程中的系统。但许多机构尚未明白，使用RINA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功能。RINA还允许我们与在不使用ASCII（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的系统的情况下进行通信。例如，阿拉伯语系统、中文系统等。　世界上的语言，有的很不相近，这使得很多系统会不相容，这就是我们使用Open-Root和RINA的潜在理由。这就是我原有的初衷，如何让人们便捷沟通。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这点。互联网技术不应该仅仅是可用，而是应该让全世界各地的其他系统互相兼容。

中国互联网的重要时刻：走开放的TCP/IP网络之路

田溯宁："互联网口述历史"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非常佩服方博（注：方兴东）能够把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到了今天的状态。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参与或见证的时间轴上的中国互联网。1993年4月，中国互联网通过钢索连接到了全球的科技网体系。那么，中国的商业互联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1997年8月份，当时中国电信总局副局长兼邮电部数据通信局局长刘韵洁代表中国电信代表团到夏威夷参加INET会议，一同参加会的还有吴建庭、李兴（音）。我和丁建负责接待工作，当时我们俩还是留学生，也刚刚开始创业。在接待过程中，我们不断向中国邮电代表团讲互联网有多么重要。当时，中国的互联网也准备上线Chinese-mail 系统，是在走一条X.25网络（注：使用电话或者ISDN设备作为网络硬件设备来架构广域网的ITU-T网络协议），它是封闭的运营商网络。在那次夏威夷的会上，主办方充分使用了我们向代表团介绍的互联网技术，让当时的刘韵洁局长和中国电信代表团认为中国应该走开放的TCP/IP的网络。我在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请大家吃饭，代表团成员们都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那是我第一次拿自己的信用卡请客，吃完我还觉得心里有点儿肝颤。后来我再想想，可能那顿饭也对中国数据总局没有用X.25网，而是用了TCP/IP起了作用。

险些成为内联网？多方论证确定以163网段为主

田溯宁：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时刻是1997年，当时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突然有一种争论说中国现在的互联网不安全，这是美国军方搞的，我们要搞内联网，要做169网段。深圳有个公司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Internet，那时候我倍儿着急，觉得这可麻烦了，这样下去整个中国就无法跟世界相连。有个细节，当时丁建跟我交流，从那时亚信的商业利益角度来讲，网络建得越多其实越好。但是实际上这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在广东建网的时候，有一个网就是内联网，它169网段的，是个市灵通（音）。内联网无法对外发邮件，只能在中国里头转。后来，在当时邮电部部长吴基传的主持下，经过方方面面论证，包括电子部也加入讨论，最后决定以163网段为主，169网段为辅。再后来，169网段变成了上海热线。现在看来，1997年那个节点非常关键，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多有识之士进行争论，中国互联网变成内联网，会很可怕。 我印象特别深，那时邮电部有个非常重要的会，主要议题是研究中国互联网未来走哪个方向。我把刚刚出版的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中文版发给与会的代表，未来之路是互联网，中国必须要通向未来之路。

关键时刻之三：创造VIE架构，解决中国互联网公司融资和上市

田溯宁：我觉得另外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互联网的融资。2000年，中国几个互联网公司刚刚上市，比如亚信、新浪、UT斯达康等。当时融资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那时候对于这个架构怎么到纳斯达克融资，大家都不清楚。后来，当时中国邮电管理总局的一些领导和几位律师，一起创造了VIE架构【即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Interest Entities;VIEs】，也称为"协议控制"，即不通过股权控制实际运营公司而通过签订各种协议的方式实现对实际运营公司的控制及财务的合并）。要没有这种法律上的创新，这些公司的上市会非常困难。VIE到底是什么？那时候外贸部也没人管这个事儿，有个叫Carmen Chang（音）的硅谷华人女律师在跟进这件事，她现在在NEA。那时，她必须要让美国证监会和中国都同意，比如实际控制人签不可撤销的合同等。那时，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创新，如果没有VIE架构，互联网公司都会很艰难。

国内基础网络以IP为主，为移动互联网发展打好基础

田溯宁：另外，还有一个对中国互联网起很大的作用的时间点。在2010年的时候，科学院声学所的侯自强提出，整个中国的基础网络都应该以IP为主。过去，我们的IP网络是在运营商网络的最高一层，应用层上，所以网络效率非常低。侯自强提出IP这张网应该直接在光上跑。因此，我就到网通去了。今天来看全世界都在使用IP网络作为骨干网，包括移动网络。如果没有他的推动，我们移动互联网也很难发展，那时候叫WEB，是封闭的协议，在运营商那里。所以，我自己回想到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还是非常感慨的，也有很多可以总结的：一个是勇于探索，开放精神；一个是创新、试错。

5G：互联网发展下一阶段，走向产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田溯宁：如果互联网把比作一个生命的话，我认为它刚刚走到了青春期。它是懵懂的，还不太知道这个社会的规则。互联网发展的下一步是从消费者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互联网要深入每一个产业。下一个产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就是5G。为什么我现在能够继续坐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因为我又在运营商工作了一段时间。参与建立中国互联网这么多年，但我觉得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怎样让中国互联网更加安全可靠，使其能够成为航空业、电力、工业、银行等产业的关键基础设施，最可依赖、可信赖的网？ 　所以说，从连接人到连接万物，互联网建设的下半场正开场。

吴伯凡：5G本质上是在影响后台，影响那些服务于我们的，给我们生产产品的机构。所以，今天尽管大家的手机在使用5G网络，但我们好像也没什么感觉。我在自己的文章《这里的春天静悄悄》中讲到了这点，这种改变对C端消费者而言，它可能就是静悄悄的。但它是针对互联网下半场的，对B端而言是一场革命性的提升。

田溯宁：您说得特别好。前段时间，我们这些互联网老人在乌镇有个饭局，当时我们也在讨论，我们是互联网很大的受益者，但互联网对我们真正的生活改变，其实是很有限的。在工业革命中，抗生素、免疫系统等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生命增加了一倍，但互联网对衣食住行的深刻的改变还是有限。我认为在5G时代，互联网要开始进行对整个行业的变革。 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预测很多疾病。比如车联网（注：车辆上的车载设备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对信息网络平台中的所有车辆动态信息进行有效利用，在车辆运行中提供不同的功能服务）的出现，新型汽车会出现；再比如，互联网跟金融、教育的结合等等，这些都刚刚开始。所以，就像我们刚说的，5G正在将互联网驶向能够真正深刻地改变企业和整个社会的运营的目标的方向。

口述历史访谈：保存互联网诞生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

方兴东：这个项目，就是现在看起来都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访问全球对互联网有重大影响的500个人，而且我外语还不行……这14年的采访整个颠覆了我对互联网的认知。互联网的今天是技术的必然，但它能发展成今天这样的态势，又完全是制度的偶然。2007年我列出的采访名单跟现在的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当时，我们认为互联网英雄就是商业界的，但越访下去我们就越发现，有很多像普赞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比如BBN就有很多，他们都十分值得去采访，比如电子邮件、路由器等等，都是从他们手中出来的。　互联网从诞生到今年已经52年了。它刚刚诞生的时候，普赞先生30岁，现在他已经80多岁了。这中间，很多人慢慢离开了，所以，我们必须加紧访谈。今天集结出版的《互联网口述历史第1辑·英雄创世记》这套书中的8个受访者，每个人我们都基本访问了大概四次以上。

核心技术薄弱，想跟美国PK，先把底子补起来

方兴东：从商业角度来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足够成功的。中国拥有10亿网民，是全球目前唯一10亿级规模的统一在线市场。　但是，我们的核心技术薄弱，就是从基础研究到下面的科学原理，越往底层我们就越薄弱。原来我们依靠全球科学共同体，如果没有底层基础研究的支撑，中国在科学共同体在中还是比较边缘的。接下来如果我们要真正地跟美国PK，就要把底子补起来。

田溯宁：未来依托于科学共同体也好，进行技术竞争也罢，到底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还是值得探索。在我看来，创新跟组织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未来的创新也确实需要大量数据。这就可能就需要我们去发挥国家集中力量的优势，打造国家级的开放的数据基地——把运营商的数据、互联网的数据、医疗的数据集中起来。过去许多年，政府一直在加强公路、桥梁、海港等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可能需要进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未来30年，数据像国土一样重要，围绕数据驱动的创新最关键

吴伯凡：战争过去是在争夺土地，以后争夺的资产可能是数据。数据跟国土一样重要。但是如何定义数据的产权，在将来是很大的问题。

田溯宁：数据还在不断产生，一辆汽车一天会产生4T的数据。我们拍的肺片、胸片，高清的都是十几T的数据。这些数据应该成为公共资产，但怎样才能管理好它们？只有当这些数据积累到足够的量，并且有一个足够好的管理方式，且能开放的话，下一代的创新就可以在这些数据基础上开始。我觉得，围绕数据驱动的创新，也许是我们未来30年很重要的机会和责任。

吴伯凡：最后的较劲与胜负，可能都取决于大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和成效。

方兴东：对，基础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这块。我们在采访纽尔·卡斯特尔时曾问他，如果邀请你到中国来进行研究，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研究中国互联网，但他回答的却是，现在的中国应该打造全球第一的高等教育体系，把全球最优秀的教授和优秀的学生吸引过来。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他也认为中国有这个条件。在做了这个500人的口述历史项目后，我回过头来再看，觉得最幸运的就是10年前自己进入高校当学者，我也真的感受到中国现在应该在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上加大投入力度。企业的创新，没有基础创新做支持，那么应用创新就很难有根本性突破。

吴伯凡：培根固本，根和本都很重要。今天，我们简要回顾了互联网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但最新出版的这套书却能让我们更详细地触摸到互联网前半段历史的细节。实际上，这就像竹子一样。据说有一种竹子根部要向下生长5年，所以它一直很矮小，就像一棵竹笋。但在看不见的底下，它的根可以长到几十米，盘根纠结，于是这棵竹子在第5、6年能够一窜十几米高，一飞冲天。这就跟目前的中国互联网一样，现阶段我们应该关注根和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