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主持人:非常难得,所有把互联网之父们都请到台上,希望大家能提问,非常难得的机会。
提问:50多年来,我们看到互联网不断在世界各地传播,但它在与不同的文明形态结合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文明形态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文化传播包括市场还有社会结构等等一系列,我们今天来看,从互联网的应用上,它已经呈现出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和各种各样的创新,对于互联网技术由于与不同文明形态的结合,延伸出了各种各样的应用创新,各位老师怎么看?
路易斯•普赞(Louis Pouzin):互联网就是一个通讯系统或者沟通系统,它很独特,但它也不是第一种通讯系统或者沟通系统。大西洋的电话电缆铺设之后,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沟通渠道,只要几毫秒人们就可以通话了,而不像以前通过信件要几周,电视电话也一样,什么人都可以用电话,有些人用电话是一个私人的,是收控的,有时候很难拿到,有时候很容易拿到,这跟互联网作为一个技术来说无所谓,看各个国家,是不是要控制,如果国家要控制,就又是一回事了。
斯蒂芬•沃尔夫(Stephen Wolff):首先,互联网的成熟和发展,依赖于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每一个国家肯定会有自己的法规、道德和原则,来掌控互联网的成熟和发展以及演进,每一个国家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它没有改变互联网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说它作为一个沟通的媒介,成了人和人之间沟通的媒介。电话是一对一的,广播是一对多的,互联网是第一个多对多的通讯方式。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搞清楚了互联网运作的方式。比如社交媒体,它就是多对多的沟通介质。道德、法律问题上,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措施,自然是这样,我们也必须学习作为一个国际社区如何来一起合作。
戴夫•法伯(David Farber):前50年是原型时期,可以反过来看一下,信息的交流非常好,但它其实还是一种原型,我们要看未来的50年,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区分和分隔。中国起步是比较晚的,但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应用是方兴未艾的。尤其是在电商、移动支付方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50年之后,这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我也希望中国能够非常好的应对这个挑战,但现在我想具体怎么去应对,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的事实。
互联网的商业化,这是企业对于互联网的控制,其他对于互联网的平等性,跟它是相违背的,很多大公司,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企业巨头他们控制着你的通讯、通信。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在5G领域,这就是让运营商对我们的通信有根本性的控制,这也是他们盈利的一种方式。这跟互联网一开始平等的特性是相违背的,企业寻利和平等的性质是相违背的。
另外一个问题,国家的控制,比如说俄国要做的事情是非常邪恶的。我说了这个之后应该不能去俄国了。但我想说有的国家是民主的,有的国家是专制的。这样的话,政府发挥者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权力是来自于哪些渠道?有时候是财富有时候是金钱,这个金钱也可以带来一些权力。而另一方面,就是大众能够做些什么,去改变政府,不管这个权利、影响力来自于哪个渠道,这取决于公众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公众去接受这些控制,这个跟其他情况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去改变这种状况,但有时候政府它能够管理国家,有时候他管理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民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让政府下台或者让官员退休。这是我们无力控制的,是人民自己去决定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压力达到一定的节点或者阈值,就会有改变发生。就像一个压力锅一样,一旦超过上限就会爆炸。这就是对于当权者而言的困难。一方面要改善公民的福祉和生活,否则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可能就会导致压力锅爆炸。有时候这个后果是可以接受的,有时候又是不可接受的。有时候这个后果可能对公民来说会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会导致杀戮,又会对政府造成反噬作用。这不是我们想看到或者我们希望接受的情形。但过去也没有人聪明到可以永久性的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永久性的掌握国家的控制权或者治理权。
提问:对于未来,有的人会说区块链能改变互联网的价值观,而不是信息,您觉得这是未来前进的方向吗?是互联网发展的方向吗?在接下来50年还有哪些技术可以让互联网平等有利?
戴夫•法伯(David Farber):区块链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它是不是够好,我也不好说,现在还有很多争议,或者区块链还有一些不太可取的特征,至于它能不能变革一切,这是有待观望的。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我们要通过认证解决认证方式的问题。现在如果你看到戴夫•法伯发送一条信息,无法知道那是他发送的,要解决身份认证准确性的问题。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关于认证的提议,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要审查,有的要限制或者扼杀言论自由等等。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下一步必须要有一个认证身份的方式,这样我们签署文件或者支付,做各种各样事情时,能保证身份的准确性,包括数字证书、数字认证等等,其实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现在我们还需要有一些签名,我不知道中国是怎样的,但如果我要去日本银行取钱汇到海外,我的签名要跟我在银行间录入的一模一样,但这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在美国如果要签合同,要有公证人。这也是很荒谬的事情。如果商业上有一个认证,这些体验都会非常好,否则对于安全是非常不好的。
刚才我也提到过,大家在讨论路径问题,每个人做一点,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做的,但如果要全部做好,其实是比较难的。如果有人能够做的话。
全吉男(KilnamChon):我们都想到过自然选择,互联网也一样,你有机会提出任何的技术,可以由这种机会,但它会经过一个自然选择,很多都会消失。很多技术、新公司出现了,但有多少存活下来?存活的比例是多高?对于区块链而言,只有一个成功案例,就是比特币。比特币在特定情况下可行,但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能通用。Facebook是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个人希望Facebook能取得成功,他能获得一个机会。我个人也参与了ID,世界各地人们的身份。如果我们能够用区块链,帮助世界各地的人简历一个非常好的身份认证,当然我们还需要时间,需要经过一些考验才能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成功,这需要时间验证,看10年后是怎样的光景。
路易斯•普赞(Louis Pouzin):我们是假设渠道改变了生活。最近有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采访的,他说我不知道怎么避免一个情况的出现。将来我们可能有很多个互联网,政府可以阻碍这种通信技术的通道。他们有一些方式
可以这样做。技术会有一些限制,它给你带来的方式也会有一些限制。大家能够接受多少限制,这也很难预测。
戴夫•法伯(David Farber):还有一个技术是不可预测的,包括我自己,可能会觉得量子计算对于AI的深度学习是有利的,因为它的种种特性都是我们想要的,然而这个结果,是非常奇怪的环境。深度学习的问题是你不知道最终结果会变成什么样。现在如果大家有能力去提前看到很多事情,知道结果,你可以起到稳定形式的效果的,这个很好。但我们也不能确定。很多年前开了一个研究者的小会议,大家讲讲讲互联网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人说当然互联网是好事,结果会后大家都开始激烈的争论,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事情是很复杂的,你想到这些事件的后果,真正互联网的命名可能会导致很多坏事发生,比如用人和技术放到一起,有的人觉得是好事,但不一定,它能做出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出来。
提问:我来自学术中国,我想问戴夫•法伯教授一个问题。互联网安全不光是政府担忧,每一个公民也有这样的担忧,您也讲到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设计这个体系。诸位都是互联网之父,技术上是可行的,那在机构上、经济上、政治上,甚至是商业上,这些网络安全,重新设计互联网架构的可行性在哪里?有怎样的解决方案。
戴夫•法伯: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会重新设计。互联网上现在有几亿网民?在中国。
主持人:8亿。
戴夫•法伯:那我们不会重新设计互联网,会重新设计系统。如果重新设计,会针对一些关键系统,比如银行,有一个朋友负责一个大银行,他说晚上睡不着就因为系统的安全性。有些目标性的系统需要提升安全性,比如电力系统、供水、银行,这种东西可以重新设计。这些技术最后也可以应用到公共领域,可以看到更安全的系统出现。如果有效,它也会进入我们的社区,过去就是这样的。有很多人在用Windows1,所以是需要时间的。但我们必须开始工作,否则网络安全性确实会有很大的问题。最近的案件是路易斯阿纳州政府把他们病人的病例记录都丢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做出选择。
另外,说到互联网技术的架构,当前状态的通讯状态,以后会有5G、6G,它会发生变化,你还会使用之前设计的协议吗?连接不同的架构网络的协议还要用吗?以后不会有这样不一样架构的系统了。也许我们会继续使用这些架构,也许我们不会使用这些协议。总之,到一定历史阶段,
我们就要重新思考。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关注在改善上。
提问:未来的安全问题,有一些架构的改良,重新搭建,是对整个互联网架构的重新布置好,从它容易的程度讲好还是一个个搭建的成本更高,还是一个个补丁的成本更高,光靠补丁的办法,什么时候能解决现在老师研究的网络文明问题,是不是能够彻底解决?
戴夫•法伯:这个补丁还得打200年。苹果的补丁几乎无法控制了,电脑开始都是这样,软件总是有很多问题。过去我们包括英特尔的有些环境是非常安全的。英特尔以前的处理器非常安全,不是100%安全但非常安全。问题是没有他们的市场,没有人买。如果你要花几亿美元来做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你必须得有客户,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就我了解,很多年前如果你问IBM,IBM会问他们的客户,你可以增加2%来买我们的安全系统吗?客户会说我不会花这些钱。但是客户愿意多花20%来提升系统的安全性。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主持人:因为时间很晚了,但作为主持人我也得有机会问一个问题,请各位发言人说一句话,对我们年轻的深圳学生和企业家们,有什么建议。
戴夫•法伯(David Farber):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要读一下历史,不要像计算机科学家一样做事。有时候科学家觉得我的想法好,肯定是一个好想法。但其实在科学领域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教训,改善未来。
斯蒂芬•沃尔夫(Stephen Wolff):你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了,要知道,未来是在你们手中的,不要把未来搞砸。
路易斯•普赞(Louis Pouzin):我比较老一点,我不太担忧。未来人人都会死,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药、医学技术,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研究。当然,最后不一定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要继续工作。如果能改变世界,也许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糟也不一定,谁知道呢。
全吉男(KilnamChon):接下来50年,我们可以想一下,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做什么,过去50年发生了什么,你们得到了多少支持,全球的支持,包括美国、欧洲很多其他国家给我们的支持,给中国的支持。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中国可以给全世界作出奉献了,比如今天的会议。我希望大家听得都很愉快。但你们看到其他南亚、西亚的人来吗?没有,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对于中国,我们也可以帮助亚洲的其他国家,10个、20个国家,中国可以资助这些亚洲的其他过程,毫无问题。欧洲、美国也想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以前也是影响着世界,但现在他们不能这样做了,现在中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今天我们没有邀请亚洲其他国家,我们应该邀请亚洲其他国家的,我们让中国能够为世界作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