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热议全面放开二胎
专栏热评

陶舜:二孩放开了,生育自由呢?

计生政策的演化,一定要往生育权利的保护看齐才算进了正道,计划生育是为了帮助人民有计划地生育进行服务的,而不是自己跑去当人家的裤裆守门员,人家射门了你不叫好还要罚款,这太闹心。放开二孩是计生政策往人性和权利回归的一个转折点。[详细]

高明勇:放开二胎,重新审视计生政策

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不统一,基层自由裁量权过大,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实际征收费用未入国库等问题;基层政府社会抚养费被截留、挪用、私分现象普遍存在。而一些地方,甚至将此作为财政的敛财术。不仅背离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初衷,也在客观上为腐败提供了寻租的契机。[详细]

罗天昊:生二胎,奖十万

沉重的抚养负担,使青年人对生育孩子,产生了恐惧感。由国家负担新生婴儿的抚养和医疗,可以给予适龄婚育青年以强大信心,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适当缓解中国深重的人口危机。对于生育二胎者,每个家庭直接给予10万元鼓励金。并仍然享受其他补助。[详细]

纸上建筑:假如“全面二孩”再次遇冷?

“全面二孩”所描绘的图景虽然广阔,但起效不会很明显,“单独二孩”全面遇冷的两年就是例证,新政不过加上了半残的70后主力而已,这一代的期望值虽高,但最终落实的比率可能比80后还低。假如全面二孩再次遇冷,怎么办?[详细]

易富贤:废止了一胎化,计划生育还在

我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中再次呼吁:面对万丈悬崖,中国人口政策要猛回头,不能慢慢游。现在看来,中国政府仍然不敢“猛回头”,而是在“调头”。2014年以来的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是在转U形弯(U turn),本着“稳中有进”的原则,不希望翻车。[详细]

叶檀:​增加人口未必能够提升消费

中国消费不能靠增加人口来解决,贫困蔓延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是个悲剧,我们在现代非洲见证了这样的悲剧,上世纪中期在中国也发生过同样的人口增长经济陷入的悲剧。人口贫困代际传递,缺乏消费能力,只能靠扶贫来解决生存困境,甚至出现大饥荒。[详细]

中美关系大家谈
全面解禁二胎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
关于人口问题的十大误区,你中了几枪?
路太堵了、医院排长队、上学挤破头、空气污染严重、公民素质低,似乎这一切都是人多造成的。把诸多问题推给人口,不仅会给人口决策带来有害的噪音,更容易因为推卸责任使得问题无法得到真正解决。

一、人口太多,因为中国人太爱生

判断一个国家人口是否太多,不能光看数量,更要看密度。虽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国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80位以外;即使去掉占面积三分之一的西部山地,中国的人口密度依然小于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

三、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现在不知道得多生多少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对于降低生育率来说,计划生育的作用远不如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生育年龄推迟都是推低中国生育率水平的重要因素。

五、性别失衡(男性多于女性)有利于提高女性地位

首先是女权被侵犯问题。从女胎平等的出生权被剥夺(之所以性别会失衡,是因为女胎被选择性堕胎)到未来会出现的性暴力、性犯罪、性产业发展,对女性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七、中国人均资源少,控制人口可缓解资源压力

“资源决定论”者认为,中国人生孩子的数量,必须符合资源的供给才好。事实上,人不仅是资源的消耗者,更是资源的研究者和开发者。通过科学进步,可以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甚至研究发现新的替代资源。

九、北上广深这么挤,就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

与大城市的拥挤相反,中国农村正在越来越凋敝,大量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正在流向城市。人口聚集能提高效率,城市拥挤是效率的代价,与全国人口规模关系不大,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关联。

二、农村人太爱生娃了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44,仅比城镇人口高0.46。而历年来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也表明,农村人口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数仅在1.9左右,大大低于中国人口2.2的世代更替水平。

四、人太多导致中国人均财富太少

西方国家发达不是因为人少,而是现代化提高了创造的效率。除了美、加、澳等新大陆和北欧国家,富国大都人口稠密,而非洲、南美洲、中亚等大量穷国人口相对稀少。在中国大陆,人口最稠密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也是最富裕的地区。

六、只要政策放开,生育率就能很快提上去

降低生育率相对容易,而提升已经低下来的生育率却难上加难。世界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迄今没有一个成功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的,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大都远高于中国。

八、人口太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认为,北京的空气污染跟车多人多有很大关系。人的确是环境污染的一个因素,但是调整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远比减少人口重要。比如,开车对环境的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

十、人口减少,以后找工作容易了

工作机会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少了,需求也会减少,长期来看甚至减少得更多。这是因为人口越多,越容易聚集,社会复杂性也越高;这样求职者与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也更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

全面开放二胎将怎样影响中国经济
老龄人口加速增长、新生人口低速增长造成劳动力供应紧张,人工成本上升。老龄人口增多及新生人口增长缓慢造成的最直接结果是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劳动力供给趋紧,自2010年起,我国已出现劳动力供应不足现象即求职人数低于需求人数,并且有扩大的趋势。

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消费服务业崛起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未来经济的增长需要靠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消费服务业的拉动:从政策上看,李克强总理在10月14日国务院会议上强调,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结合起来,将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从经济增长拉动力看,消费支出在2014年首次超越资本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消费服务行业的逆周期特点及自身的蓬勃发展预计在未来经济探底过程中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年长劳动力增加、年轻劳动力补充缓慢将限制产业结构升级及消费服务业发展所需劳动力供给。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消费服务业发展需要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但我国人口老龄化、新生人口的低速增长将限制年轻、高素质人才的供给。

全面放开二胎有必要且宜早不宜迟。由于目前仍处于人口结构变化初期,若要调整生育政策,目前是较为适宜的时间点,因为如果政策调整时间推后,第三次“婴儿潮”(1981-1990)中最年轻妇女也将逐渐迈向30周岁,随着年龄增加,妇女生育意愿将减小,即使全面放开二胎,二孩生育率恐难以得到较大提升,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

大量的新生人口将增加未来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以及消费者数量,利于未来经济发展。从劳动力供给端看,大量新生人口在未来将增加劳动力供给,这将有助于解决劳动供应短缺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大量新生儿在未来将提供年轻、高素质的劳动力,这将更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发展。以计算机行业为例,近年来,就业人数持续增长,表明劳动力需求大。

从消费者需求端看,大量新生人口未来将催生消费需求,有了源源不断的需求,消费业才能持续发展。以电影、游戏为例,随着群众消费意识增强,观影人次、游戏用户数近年来持续增长,未来行业发展需要不断补充的年轻消费者。

在新生儿成长的不同阶段,各消费行业将受到需求支撑。从消费角度看,新生儿的大幅增长将扩大居民消费,依据年龄增长,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家庭设备用品、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等支出将陆续增加,相关行业需求将相继提振。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政策沿革
聚焦五中全会暨“十三五”规划
相关视频
关于五中全会必须知道的几个小常识

何时召开:十五届五中全会前会期不固定,自十五届五中全会始,一般在10月召开,会期一般3~4天。
什么是中央全会: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委员会通过召开该会议制定政策方针。一般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各届全会什么主题
一中全会——党的主要人事安排问题;
二中全会——讨论国家机构领导人名单;
三中全会——就国家发展核经济建设若干重大问题产生决议;
四中全会——主要以党建为主;
五中全会——审议国民经济规划问题;
六中全会——不固定;
七中全会——一般为党的下届代表大会做准备。
历届五中全会讨论什么
十三届:产生《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十四届:“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十五届:“十五”计划;
十六届:“十一五”规划;
十七届:“十二五”规划。

专家解读
 

潘建成:“十三五”规划着力点在结构调整和转型

现在中国经济基数如此之大,如果还要保持高速度增长,有可能会导致粗放模式的回归,延缓改革和转型的进程;“人”的城镇化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所带来的城镇化质量会更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更加“踏实”。[详细]

 

姚余栋:“十三五”将是金融创新和监管的又一轮发展期

“十三五”规划或将对互联网金融走向的规范化、法制化、阳光化轨道,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良性竞合关系、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和扩大就业、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方面有所涉及。[详细]

 

霍建国: “十二五”外贸结构明显优化 转型仍处艰难期

我国外贸还处于转型期中最艰难的时刻。外贸结构完成升级需要较长的过渡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过程更受制于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如果高附加值产品能够占到总量50%以上,外贸结构也许会发生质的变化。[详细]

 

赵昌文:制造业必须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

未来中国制造业要和中国经济一样,必须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价值链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附加值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技术水平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竞争力要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详细]

 

陈耀:城镇化未来仍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推动力

区域是否协调除了区域差距是否有所缩小以外,也要看各地是否能够按照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进而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作,才能使得整体经济实现最大化。[详细]

 

刘佐:“十三五”优化税制结构哪三大问题待解?

一个国家税制结构的现状和优化进程,取决于本国社会、经济、财政、税收的发展水平和管理能力。同时,会受到其他国家税制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详细]

五年后,你的生活可能变成这样
专栏作家点评“十三五”规划

王韬:“十三五”需要7.8%的开局增速

2015年,不仅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还将是中国决策层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决定之年。他们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增长目标定在多少?[详细]

易富贤:蔡昉“十三五”人口政策报告是错误的

台湾、韩国社会超前中国大陆,近年的生育率只有1.1左右。但是联合国和蔡昉却预测中国即便维持现状,到2050年生育率还将高于1.7。[详细]

唐钧:“十三五”需要什么样的老年服务机构?

借鉴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把老年服务产业设计成一个“‘护’联网”,最终形成一个整合了“资金—服务—信息—科技”的服务平台。[详细]

飞天遁地:为十三五谏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前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尽一份心出一份力,飞天斗胆抛砖引玉,以一己之拙文引天下高人能士之治国强国之长策伟略。[详细]

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十个重点,习大大是这么说的
保持经济增长 “深入研究保持经济增长的举措和办法,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挖掘增长潜力,培育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总量上台阶。”——5月下旬,浙江考察期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5月下旬,浙江考察期间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5月下旬,浙江考察期间 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着眼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在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5月27日,在浙江召开的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
改革体制机制 “围绕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改革意识,提高改革行动能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5月27日,浙江考察期间 推动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既是理念又是举措,务必政策到位、落实到位。要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积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月27日,浙江考察期间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5月27日,浙江考察期间 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经济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5月27日,浙江考察期间 推进扶贫开发 “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6月19日,在贵州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
盘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五中全会都干了啥?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
十一届五中全会

主题为加强改善党的领导,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5年9月24日
十二届五中全会

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原则,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9年11月6日至9日
十三届五中全会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由江泽民继任。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
十四届五中全会

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0年10月9日至11日
十五届五中全会

强调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2005年10月8日至11日
十六届五中全会

总书记胡锦涛审议通过“十一五”规划,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2010年10月15至18日
十七届五中全会

通过“十二五”规划,坚持扩大内需,加快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独家揭秘:中央高层是如何做出重大经济决策的
专访李稻葵:如何理解当前的中国经济决策

 

问:谁在推动中国的经济与市场决策进程?
答:决策流程由财政部、中国央行和国家发改委为首的多家政府机构推动。对于外汇与货币政策相关的重要决策,进行大量讨论和考量还有最终拍板决定的机构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它就在中南海隔壁。
问:中国领导层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政治与经济目标的优先顺序是怎样的?
答:领导层再也不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设定单项目标的日程,当时发展经济是首要目标,中国称为经济增长是底线。而今天,执政党普遍腐败和效率越来越低下的迹象引起领导层担忧,促使他们将党领导国家的可持续性视为重中之重。
因此,他们着重强调反腐,并保证尊重党内官员的行为。然而,确保经济仍然稍微快速地增长、即GDP增速达到6%-7%还是优先要务。经济增长的确还是解决许多问题的根本,包括党的领导的持续性。
问:经济要走向现代化,政府就要减少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可能要做这种取舍,中国决策者怎样看待这方面问题?
答:决策者了解,要让经济更有活力,必须通过改革提高效率。他们很清楚这种取舍,但底线是,他们希望维持宏观层面的控制,因为要避免经济出现系统风险,特别是金融危机。
问:全球的央行官员都试图取得这方面的平衡,中国央行的优先任务有什么不同吗?
答: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很多目标和其他地方的决策者一样。不过,除了有共同的目标,也有区别。他们对某些方面的容忍度比较低,比如大范围失业,或者食品与汽油价格高涨。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波动可能引起社会大众普遍的焦虑,担心在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不满共同作用下,可能激起普遍的政治抗议举动。
问:为何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步伐更快?
答:从性质上说,改革技术性强,大众难以理解。比如一些经济改革,它们的速度往往比那些更多人在经济活动中接触得更直接、也更直观的改革——比如国企改革和房产税改革来得快。(所以高层总是强调把有利于稳增长的改革往前排)因为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政策对人民经济利益的影响会引起更多的争议、会有更多反对的声音。中国领导人注意到网上的观点,也受到它们影响。

献计的财经智囊有哪些?是如何被选拔的?
官员智囊
虽然在学术和个人风格上各有千秋,但高级智囊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分别在中央、政府、重要官方科研机构、重点学术机构担任主要职务,且担任职务均等同副部长或以上级别。这些部门基本囊括了国家重要经济政策的出口,对高层决策和重要政策的出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几轮调换,中央和政府财经机构的班子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越发明显。从中财办、发改委、财政部、统计局、央行等主要机构领导人背景履历可看出,他们普遍具有高学历和本领域长期工作经验,即使抛开官员身份,也是该领域的学术翘楚。
与普通学者不同,中南海智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常常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座上常客,能直接将自己的观点意见提供给主要领导人。在每年年中、年末的重要经济座谈会都会邀请除有官方职务身份以外的5名左右智囊人士“入海”,总书记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从后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透露信息来看,内容与这次专家座谈会所讨论的领域重合度甚高。
谈及中国经济学就不能不提及一个著名组织——“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1998年成立的独立学术群体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今顶尖的学者,甚至包括很多高级官员。顶级智囊们都与该论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学者戏称,50人论坛几乎就包含了当前所有可以成为“智囊”的人。该论坛得出的结论常上报给中央财经办,而论坛每年的年会主题,更是紧扣国内外经济大势,常被视作中国重大经济政策的“沙盘推演”。
智库谱系
北京香山脚下,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们,始终是记者的“宠儿”。
每次中央全会召开前后,“中央党校教授”都是媒体采访重点,甚至包括新华社,他们是成为有关话题的权威阐述者。媒体的热情来自一贯经验:由于教授们经常和高级官员接触,高层的很多重要讲话都在中央党校发表,因此中央党校教授对趋势往往有更准确的理解。真正吸引媒体的,是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理论智库的地位——这意味着接受采访的教授,或许就为他感兴趣的中央决策提供过智力支持。
事实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大院”不仅是中央党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一以经济研究著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众多专家,主要职责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励志要做中央“思想库和智囊团”;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副省长们以咨询报告是为高层提供的咨询渠道之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同样是中央重大决策的调研课题重要承担者。
智囊机构如何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
因为定位不同,各机构参与的方式也有不同,从宏观层面说,这些机构的影响经常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
相对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各部委研究机构的政策研究则更为具体。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为例,每年大约要做三四百个课题。一类为纵向课题,主要是上面布置的任务,每年大约有六十多个,量不大,但是规模很大。另一类为横向课题,主要是中央各部委委托的课题,包括一些省市政府,甚至县政府也会委托他们,每年至少有二百多个,这一部分,委托单位要负担相应经费。
除去各种公开渠道外,智囊机构影响高层决策还有一种方式,即各种“内参”,有直接送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内参一般可报送中办和国办。
回顾“十二五”: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数说“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成就



新常态 新战略 新发展

增长|把握合理区间 引领世界经济

“十二五”前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不仅高于同期世界2.5%左右的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名列前茅。步入新常态后,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详细]

产业|推进结构调整 迈向高端时代

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突出矛盾点。“十二五”时期,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和转型发展压力成为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经历长期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产业结构必须有新的突破。[详细]

创新|创新驱动日渐彰显 不断释放充沛活力

多策并举之下,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产出规模扩大,2014年,技术合同成交额8577亿元,比2010年增长119.5%;高技术产业主营收入达13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55.8%[详细]

改革|持续攻坚突破 释放发展活力

冲破利益藩篱的背后,正是新一届政府以“壮士断腕”决心推进的简政放权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简政放权,砍的是政府乱伸的“权力之手”,革的是政府部门自己的利益。[详细]

民生|织牢保障网络 共创幸福生活

“十二五”期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如针对农民工的“春风行动”、针对大学生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大学生就业见习计划”、针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月”等,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详细]

布局|优化空间格局 推进协调发展

“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我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的合纵连横,以点带线、由线到面,打造出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城市群,实现了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互联互通,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说。[详细]

生态|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

从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到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再到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以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制度体系基本确立。[详细]

图说:在第N个五年计划里生活是种怎样的体验
聚焦五中全会人事任免:“三八线”前后的中央委员们
将追认这3名中央委员的被开除党籍决定
令计划
曾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2015年7月20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周本顺
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15年10月16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杨栋梁
曾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2015年10月16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排名靠前的这3名中央候补委员将递补空缺
刘晓凯
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苗族
陈志荣
现任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黎族
金振吉
现任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朝鲜族
这8名中央候补委员也将被追认开除党籍
  范长秘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2014年1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
陈川平
曾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2015年02月17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王敏
曾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2015年02月17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朱明国
曾任广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15年02月17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杨卫泽
曾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2015年7月31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仇和
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2015年7月31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潘逸阳
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政府党组副书记兼内蒙古行政学院院长。2015年10月16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余远辉
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2015年10月16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带您读懂什么是中央候补委员制度
与十一届三中、四中超常规“增选”中央委员和1985年全国代表会议大规模“增选”中央委员相比,这些对中央委员的正常递补,没有像“增选”那样肩负重新启用革命元老、选拔年轻干部、新老交替等特殊意义,但这是对党内民族、党内法规、依法治党的一种制度上的尊重。相比较文革期间及文革之前那种中央全会举行时间、人事调整的无序局面,“递补”机制的坚持,至少说明中共政治生活的日趋规范化、制度化。
为什么要设置候补委员制度?

中共设置候补委员制度的初衷,是建党初期为了避免因中央委员牺牲、脱党、失联等原因导致法定人数不足进而影响中央全会及时召开的问题。如今,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的机制化,这种问题其实几乎不可能发生。中央候补委员更多的意义是为了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性和覆盖面。因此,每届中央候补委员除了安排地方省市和中央部委副职人员之外,还会照顾到各大央企、高校、科研机构、少数民族等诸方面代表。能被选拔为中央候补委员,本身是一种组织上的政治信任和认可。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共有关递补机制多有变化。自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重启递补程序以来,至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30多年间,通过中央全会递补中央委员共有19次,总计32位中央候补委员得以递补。其中,克尤木·巴吾东曾在十三届九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十四大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七中全会再度递补为中央委员,是唯一两度递补的官员。
“转正”=升官?未必,但整体看好
  对于这些中央候补委员而言,递补之后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带来党政官职的晋升,其个人级别也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化。但一旦递补为中央委员,就可以在中央全会上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而在候补时期则只有发言权。因而对官员仕途还是有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
  在十二届至十七届递补的29人(不计十八届)里,递补之后在下一次党代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杨泰芳、贾志杰、马启智、孙文盛、黄智权、艾斯海提o克里木拜、王正伟、杨传堂、王新宪、王学军、王建平等11人,另有3人在下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而递补之后担任更高级别职务、或是虽平级却调任更重要岗位的有14人。譬如,杨泰芳后来由邮电部副部长升为部长,马启智由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升为政府主席,黄智权由江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升为省长,贾志杰由甘肃省省长调任湖北省省长再升省委书记。
  而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王正伟递补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自治区政府主席,如今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新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多个要职。他是“递补”群体中迄今唯一跻身国家领导人者。
  十八届的三位“递补”者中,马建堂在递补之后不久升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成为正部长级干部。王作安、毛万春仍然担任原有职务。
中央委员如何产生?如何撤销?
  选举
  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会成员,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
  任期
  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其任期相应地改变。
  要求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
  中央委员如何撤销?
中央委员会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1、须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
  2、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全会时予以追认。
  3、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
  中央候补委员与委员有何差别?
  中央候补委员与中央委员一样,都可以“出席”中央全会;相比之下,中央纪委常委及其他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官员,只能是“列席”。但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中央全会,只有发言权,而没有中央委员所具备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递补轶事
唯一两次递补的委员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共有关递补机制多有变化。自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重启递补程序以来,至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30多年间,通过中央全会递补中央委员共有19次,总计32位中央候补委员得以递补。其中,克尤木·巴吾东曾在十三届九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十四大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七中全会再度递补为中央委员,是唯一两度递补的官员。
2007年四位重量级中委的离去
2007年中央委员会的变动对于中国政坛也具有重要影响。4月,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李至伦逝世;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黄菊逝世;7月,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撤职;9月,原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病逝。四人之中,黄菊是陈良宇在上海的老上级;宋德福是李至伦在团中央时的老上级。
十七届四位减员中委全部属违纪被撤
与十五届中央委员减员的5人全部是逝世截然相反,十七届时减员的4名中央委员全部是被撤销职务。包括2008年10月三中全会原文化部党组书记于幼军,2010年10月五中全会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康日新,2012年10月七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依次递补的4人则是三中全会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王新宪,五中全会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焉荣竹,七中全会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信访局局长王学军、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
本届五中全会的三位递补者有何看点
少数民族时隔11年再获递补“门票”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次递补中央委员。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获递补“门票”的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3人都是少数民族。但这并非第一次同时递补如此多少数民族官员。1992年10月十三届九中全会递补的4人中,就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藏族),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越丰(黎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克尤木·巴吾东(维族)3位少数民族,仅有的1位汉族也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振潜。
事实上,从十三届至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第一位全部是少数民族干部。而自十二届恢复递补制度至十六届,连续五届的递补名单中,都有少数民族,并且从十二届到十五届,递补委员中少数民族还都占半数及以上。克尤木o巴吾东更是两次递补。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设置中央候补委员在增强民族代表性方面的作用。截至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30年来共有12位少数民族干部递补,分布在7个民族。其中,藏族、回族各3人,黎族2人,傣族、哈萨克族、维族、苗族各1人。
递补者刘晓凯:与三任书记同列
不过,从2004年王正伟之后,已经有十余年未再有少数民族官员递补。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接续少数民族官员的“递补”史。
目前排在第一顺位的刘晓凯将会令苗族人士增至2人。刘晓凯此番如转正,将成为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第11位“60后”中委,不过当中另一位“60后”中委苏树林实际上离出局只剩时间问题。刘晓凯也将成中委里唯一的省委统战部部长,这虽不是有心插柳,但可算为当前中央力推的“大统战”格局增色。作为贵州省委常委的刘晓凯,将与自己共事过的三任省委书记栗战书、赵克志、陈敏尔同列中委。
递补者陈志荣:“传奇”仕途
陈志荣今次若递补之后,将令“递补”群体的黎族人士达到3人,使得这一政治影响力并不甚高的少数民族与回、藏两大民族相埒。陈志荣与之前的两位黎族前辈,1992年十三届九中全会递补的王越丰和1993年十四届二中全会递补的王学萍,都担任过海南省副省长,而陈志荣、王越丰又都随后调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亦算巧合。
陈志荣近几年的仕途相当“传奇”。2012年7月,已55岁的他由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晋升副省长。环顾全国,担任副省长者,市委书记、市长升任者有之,省政府委厅主管升任者有之,中央部门空降者有之,但由省人大一个专门委员会主任晋升者,陈志荣可能是绝无仅有。这还不止,晋升副部级之后4个月,陈志荣又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2015年4月又进入省委常委行列,如今半年之后,又获得了递补为中央委员的“门票”。
递补者金振吉:朝鲜族首例
而现任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金振吉则是第一个“递补”的朝鲜族官员,并令朝鲜族成为第8个拥有“递补”成员的少数民族。在2014年8月原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调任山西之前,吉林省委常委班子曾出现“四世同堂”:省委书记王儒林与省委常委马俊清、金振吉、高广滨4人恰是从1987年到2000年前后连续4任共青团吉林省委书记,后任者都当过前任的副手。这也是中国政坛独一无二的一景。
且王儒林、马俊清、金振吉都当过副省长;王儒林、金振吉都当过政法委书记,又曾分别当过延边州委书记、副书记;王儒林、高广滨都当过通化市委书记、长春市委书记;马俊清、高广滨都当过松原市市长;王儒林、马俊清分别当过四平市委副书记、书记。如此高的重合度,更属相当罕见。
建国后的历届全会“递补”各有亮点
七届七中全会:建国后首次“递补”
1956年的七届七中全会为期三天,却分别在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举行。由于高岗、饶漱石被开除党籍,加上1950年10月病逝的任弼时,中央委员缺额三人,因此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中央委员。此时的用语已经改成了“递补”,而不再是“增补”。
八届十二中全会:一次“非常”增补
在八大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许世友、陈锡联尚属靠前,分列第14和第18位,其余都较靠后,而刘建勋、韩先楚还是八大二次会议才补选的中央候补委员,如若按照正常的递补程序,轮不到他们。但当时许多高级干部已经被打倒。比如在八届五中、十一中累计递补了8名中央委员之后,在候补委员排名第九的军委办事组组长、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本是第一顺位人。但杨成武1968年3月被作为“杨余傅集团”首脑被打倒。
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两次超级“增补”
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的9名中央委员,都是党内资历极深、在文革前就担任正部级、正大军区级以上职务的高级领导。与三中全会类似,四中全会再度增补了12位中央委员。公报对此的说明是:“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三中全会的9人不同,此次增补的这12人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列的。回顾来看,在九大、十大、十一大三届党代会期间,从来没有进行过中央候补委员的递补。
十二届二中全会:时隔25年重启“递补”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由于杨勇、廖承志病逝,全会将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位即邮电部副部长杨泰芳、云南省德宏州委书记郎大忠(傣族)递补为中央委员。此时,距离上一次“递补”即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过去了整整17年,“递补”这个词再度出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历史上。
十三大后确立“遇缺即补”
从1987年至1992年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期间,共计举行了九次中央全会。其中,四中、五中、八中、九中等四次全会有递补中央委员的内容,累计有7位中央候补委员得以递补,但都没有写进全会公报。不过,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开始,“遇缺即补”成为制度性、规范化的工作。
对十八届五中全会,您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