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想财务部的一个文件表明：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主持了北京、香港和深圳三地的联想财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北明公司”（北明和南明都是北京联想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再由北明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717.42万给南明增资扩股，将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4300万港币）借给导远（港方私人公司）增资扩股。
·第一次“国退民进”的法律问题
一份有曾茂朝、倪光南和张祖祥签名的文件证明“552万美元借款”并非南明董事会的决议。
冉志江律师的法律意见认为，“北京联想违反国家关于企业不得擅自向外商提供借款、外汇不得自行转往境外的禁止性规定，涉嫌挪用公款转借港商”。
一篇广为流传的敦科平的文章全面分析了这一事件。
·驳斥“国退民进”的“情理”论
香港联想上市后倪光南举报了其中的“负债持股”问题，于1995.6被免职，1999.9被解聘。有关方面包括柳传志都已承认此事，但解释说，“贷款给港方负债持股是基于当时客观条件和北京联想取得控股地位的需要，目前港方已全部还请贷款和利息”。还说这是“合情合理”的，对此，驳斥如下：
1、这次增资不是为了上市需要，而是为了改变股权。香港联交所要求主板上市的公司“最近一年的股東應佔溢利不得少於2,000萬港元；及其前兩年累計的股東應佔溢利不得低於3,000萬港元”，这些条件香港联想均已满足。另外，上市市值只取决于“溢利”和“市盈率”（当时电子类公司一般为13）。预测香港联想1994年“溢利不会少于6500万港元”，上市是以每股1.33元之价格发行6.75亿股，相当于股价盈利率为13.81倍，这些都和增资无关。
2、在香港联想三个股东中，只有中方股东北京联想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有资金、有控股权，能通过增资增加股权，港商既无资金、又无控股权，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港商在香港联想的股份在公司上市前不能用来作银行贷款的抵押）。“合情合理”的做法应是通过增资增加中方股权，而不是减少中方股权。
3、“增资”过程柳传志蒙蔽了另一中方股东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该公司的钱比北京联想还多，对增资作出“既不撤股也不增资”的决定很难理解。1999.6.30.倪光南等二位政协委员向该公司当时的负责人了解，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上市前香港联想股东开了一次会，会上柳传志提出要增资到一亿港元（当时股本为1000万港币），各方分摊3000万元，但没有提到上市问题，反而说海外风险很大，使该公司不敢增资。该公司早期曾派人做香港联想的财务总监，该同志辞职回去后就无人接替，柳传志也不通报消息，上市前准备工作柳传志只和港商合伙做，该公司毫不知情。实际上简单估算就可以知道，如果上市，增资的钱可以增值6倍，如果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知道上市实情，他们肯定会拿钱增资，而只有港商拿不出钱，所以应当是中方分港商放弃增资的股份，才合情合理。
4、“增资”过程柳传志也蒙蔽了北京联想领导层。香港联想是北京联想的合资子公司，它的上市理应经过母公司领导层的讨论、批准，但北京联想领导层对此毫不知情。期间惟一的一次涉及香港联想的会议（1993.6.16北京联想总裁室会议），专门有一项议题是“关于与香港联想关系”。但柳传志在会上只字不提香港联想上市问题，“会议记要”上只有一句空话：要“对香港联想加强财务监控”。
5、显然，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是蒙蔽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和北京联想领导层的暗箱操作。如果不是受了蒙蔽，那么，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决不会放弃增资，他们和北京联想领导层也决不会同意柳传志违反国家有关法规借钱给港商负债持股，这样就不可能出现有钱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放弃增资，无钱的港商不出钱反而占有该公司股份的怪事。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是国有公司，对香港联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包括给以巨额贷款、多次往返签证等等），柳传志通过这种欺诈性的暗箱操作“增资”，帮助港商不出钱而占有该国有公司的合法权益，能说是“合情合理”吗？
6、最后，中方出了钱增资，结果中方反而减少了股份，从原来对香港联想绝对控股（66％）变成了相对控股（40％），能说是“合情合理”吗？
总之，联想第一次“国退民进”于法、于情、于理都有重大问题。
·杨元庆成就联想微机
联想微机快速发展 联想微机成为中国第一
联想有较强的设计能力，能在国内市场率先推出联想486、联想586等等新机型引导潮流，再加上质量和服务好，联想微机发展很快。但1993年由于销售策略和管理体制的问题，联想微机销售发生危机。
1994年杨元庆“临危受命”担任北京联想微机部总经理，他迅速扭转了联想微机销售颓势，使联想微机成为中国第一、亚太第一。杨元庆将柳传志的“行业直销与代理分销相结合的销售策略”改变为“完全由代理销售的策略”，这对联想微机的前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亚湾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
1996年以后柳传志将公司方针从“技工贸”改为“贸工技”，一直到2002年杨元庆当CEO之前，是联想第二阶段即“贸工技”阶段，共七年，除了清除程控交换机等“技术”外，最大成果是投12亿元建设“大亚湾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这一选址错误的“工”刚建成即被剥离。1998年公司手册首次出现“贸工技”字样，这时的联想总部仍在计算所院内用计算所的楼。
·联想的第二阶段（“贸工技”）
联想的第二阶段（1995－2001年），以“贸工技”为口号，放弃“产学研相结合”，放弃R&D，投巨资建设“亚洲最大的板卡基地”。
联想的科技骨干绝大多数离去，研发项目几乎全部终止，公司不再奖励研发人员，基本不投入R&D，以“总工程师是前苏联体制的产物”为由，不再设技术带头人。
·联想的第三阶段（“国际化”）
联想的第三阶段（2002年－现在）。杨元庆任CEO后，提出了“技术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的新口号。
联想大大增加了R&D投入，高薪聘请祝明发研究员任首席科学家，开发出深腾超级计算机；并发起制订闪联标准；开发TPM安全芯片等等，重新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基点。
由于第二阶段的7年放弃了R&D，使联想损失了宝贵的时间，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
·整合——“民营化”扩展到整个联想
如柳传志所说，吕谭平没有领导大公司的能力，他炒卖DRAM导致香港联想1996、1997出现2亿多亏损，股价降到0.29元，虽然港方以0.22元成本（上市牌价的1/6）“负债持股”，套现仍不能得大利，柳传志又顶着风险延长贷款期限达5年之久，直至整合后、套现能获暴利为止。
在公司头三年（85-87）的销售额和利税中，联想汉卡占了38.1%和45.6%，因买汉卡的用户往往也买微机，汉卡也带动起整个经销。当时公司的利税率高达30%，是靠产品的高技术附加值，而不是靠品牌、规模或渠道。
